連續6個日夜，高媛白天跑廠商企業，詢問是否還有性能更高、體積更小、更易隱蔽的信號接收設備，晚上從地鐵停運開始，一直測試到差不多第二天早上地鐵運行。她穿梭在地鐵4號線和6號線的各個站臺上，有時候到了夜里兩三點，高媛和她的團隊依舊不能停下來。最終，經過一系列的測試、論證，高媛和她的團隊得出了“可能性有但實現性為零”的結論，讓所有人放下心來。
我沒有回老家，而是用那10000元到舊貨市場淘舊貨賣，再開一間小卡拉OK，慢慢有了點錢。因為我從小過繼給了伯父，所以，我把掙的錢寄回家給伯父，我父母罵我，說他們才是我的親生父母。其實我伯父沒有享受到什么，他不久就過世了。
我和他的相識是在全市勞模大會上。我們相鄰而坐，他看了我的事跡材料后，說：“你一個女同志，帶個孩子，還要管理單位的一大攤子事，真是不簡單。” 我心里一熱，眼淚差點出來了。后來，我主動約他吃飯、散步。